(摘自广外新闻网)6月14日下午，由中文学院承办的第三场“著名教授论坛”学术报告在北校区图书馆多功能报告厅举行。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兼文学所《文学遗产》特约编审王毅研究员主讲，主题是：学术研究中的“真问题、假问题”与“活材料、死材料”。中文学院院长陈飞主持了报告会。人事处处长方迎生代表学校向王毅赠送了纪念品。
王毅首先解释了他提出有关真假问题，活死材料这个主题的背景。一.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读书学习所运用的技术手段有了巨大进步，涉猎广泛学术资料和掌握学习方法所需要的时间比以前要短得多。但是，现在研究者所能调动的资料很丰富，所以要学会在学术资料的浩瀚海洋里不迷失方向。二.长期以来，我们这一代，甚至更上一代是在知识体系不完整，残缺不全甚至相当萎缩的情况下进入学术研究门槛的。三.现在，知识评价体系和标准不稳定，不成熟。
接着，王毅主要针对中国制度经济与古典诗歌做了详细的分析。
一.中国赋税制度特点与历代诗人的“唯歌生民病”情结。
一直以来，学者们都是从文学史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杜甫诗的贡献。其实，杜甫的诗歌也具有对中国制度文化表现的空前深刻性。《少年行》：“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从制度经济学方面来看，农民用已经使用三年的老瓦盆来接待贵客，揭露了农民商品消费额度之低，几乎接近“0”这一经济现象。在中国，农民是经济的最主要支撑者，但是农民除了延续生命的最低物质满足之外，很少有像样的物质消费的可能。（“耕作之家，终岁勤动，不过仰事俯育之资。”）这在经济史，社会史中，最普通的一个现象，即农民的“绝对贫困化”。其实，中国农民进入市场比欧洲早得多，但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民进入市场不是为了进行商品交换，依靠市场经营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扩大再生产能力；而是为了交纳官府的赋税或借贷。所以农民进入市场，经济活动的结果是更加落得一贫如洗。（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
而西方国家是实行契约税制和协商税制。统治者获得税，要付出相当的政治成本。统治者会倾听纳税者的声音，以争取纳税人的合作。而中国是以泰山压顶之势压迫在“编户民”身上，人民无任何对制度的反抗。
二.以古典文学谈中国城市经济形态和社会“一治一乱”的轮回机制
“欲得富，赵着行庄（“行庄”即皇帝住所）美酒佳肴。——宋代民谣
在中国，每一个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都是整个权力制度凝结和传导统治权力的网结。城市经济必须依附并服务于权力。城市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皇权的巩固和发展。但权力递增阶层消费迅速膨胀，在经济总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唯有更压迫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从而，王朝末会出现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共振的现象。一旦城市经济繁荣达到制度承载的极限，整个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会同步崩溃，昔日异常发达的经济将随着国民暴动崩溃。所以，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社会始终跳不出“一治一乱”的社会基本发展定势。（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王毅总结：从汉代到唐宋元明清，经历了巨大的时间跨度，但成千成万作品对制度文明的思考基本没有改变。这就是“活”的资料，贯穿整个历史进程，具有穿透性能力，不仅仅只是局部或点上的意义。而真问题与伪问题的区别在于，看待问题时，不仅要从每一个专业领域视角，更需要有一个进入文明的社会关系的视角。
陈飞院长在王毅演讲后说道：“王老师个性风格独特，并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研究，可以避免由于学科划分过细而导致视野狭窄，不仅仅能看到台灯下的物体，还看到台灯以外的光明。在这个报告中，除了告诉我们真伪问题的相关知识，更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价值与伪价值。”
王毅研究员相关介绍：
王毅，1954年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文学所《文学遗产》特约编审。曾发表中国哲学、文学、史学、民间宗教、古典园林、造型艺术、“文化大革命”研究等方面的著述数百万字。近年主要从事对中国皇权社会晚期制度形态的研究，已经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内容包括对下列问题的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制度、法权关系、法哲学、行政权力运行方式、制度结构的演变机理、国民政治诉求模式和社会行为模式、“权力经济形态”及其法理基础、赋税体系的特点及其演变方向等等；尤其注重说明：中国传统政体与宪政政体的制度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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