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广外新闻网) 3月13日下午,著名教授论坛第八十九讲“Lu Xun’s Hard Translation and its acceptance in the West”在我校北校区图书馆负一层报告厅举行。由清华大学教授罗选民主讲。本次讲座由人事处主办,翻译学院承办。副校长方凡泉等出席了此次讲座。讲座开始前,方凡泉向罗选民赠送纪念品并合影留念。
方凡泉赠送纪念品
译著逾百部的翻译家
鲁迅的作家的身份广为人知,但罗选民认为,鲁迅在翻译领域的成就毫不逊色于其在创作领域的成就。鲁迅精通英语和日语,也学习过俄语,一生翻译作品逾百部,包括英、法、日、俄等多个国家的作品。为我国翻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相比于鲁迅的小说、杂文等文学作品在国内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译著和翻译思想则鲜有学者去深入研究。我国至今尚没有相应的组织对鲁迅的翻译成就进行研究。罗选民分析,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目前优秀翻译工作者数量不足,缺少真正理解翻译的人,同时,人们对翻译工作认识不全面,认为译文只是对原作者思想的复述。就我国的翻译领域而言,翻译研究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分支,而我国一些翻译工作者在译文中也没有对原作者思想进行足够的渗透,这些原因最终导致鲁迅在翻译领域的贡献成就较少为人所知。
罗选民介绍鲁迅的翻译成就
硬译——创造性叛逆
鲁迅认为翻译最重要的是保持译文的“易解”和原文的“丰姿”。为达到这种效果,鲁迅在翻译过程中经常使用“硬译”的方式。这种方式在翻译界备受争议。但罗选民认为,“硬译”在使译文通俗易懂的同时,保持了原文平实自然的风格,既表达了字面意义,也传达出了作品背后所蕴藏的文化。
罗选民以“The sun is setting behind the mountain.”一句为例,在鲁迅时代的翻译界通常将其译为“日照山阴”,但鲁迅却刻意将其译为“太阳在山后面下去了”。虽然看似不如惯常译法简练,却更易被普通民众所接受,更好的表达出了原文的淳朴意境。
讲座现场
针对不少学者对“易解”思想存在误解,罗选民指出,“易解”不是“简单地理解”,不是说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鲁迅提出“易解”是针对当时翻译界的“文言”翻译倾向的,他反对用带着之乎者也的骈偶化语言(如当时颇负盛名的两位译才严复和林纾的做法)来翻译欧美等国丰富的作品。
41份的发行量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
鲁迅的翻译思想也日渐被更多学者研究。在西方翻译家韦努蒂(Venuti)对鲁迅的相关研究中,提到过这样一个细节:周氏兄弟(指鲁迅与周作人)20世纪初出版第一部译著《域外小说集》仅售出21本。罗选民指出韦努蒂的一些谬误,事实上《域外小说集》售出41本,但他指出,这本仅有两位数发行量的译著“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罗选民还提到鲁迅和瞿秋白在翻译语言方面的主张颇有一致之处。他介绍说,鲁迅一直致力于以文学改造国民性,而翻译,尤其是“硬译”法,可以有力地改造过去铺陈华丽而远离民众的文言式文学,进而深层地改造社会语言。瞿秋白在相关论述文章中提出翻译作品可以创造新的词汇、增加新的句法和更鲜活生动的表达方式,和鲁迅一样,他也认为改造当时的书面语——文言——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正是因为当时有这样的思想基础,“白话文运动”才发轫于是时,继而有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对翻译的认同与民族心胸
在解答听众的提问时,罗选民提出,“一个民族对翻译作品的态度可以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其民族的心胸”。
现场观众提问
针对听众不解的一个现象:“鲁迅的翻译思想与其创作作品在国内为何受到冷热如此不同的待遇?”罗选民解释道,在启蒙时代,翻译家为国民开拓视野,地位较小说家等崇高很多,但随着文化运动的深入,一个国家和民族会更重视寻找真正属于“本土”的东西,作为本民族某一时期的文化方面代表。因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耀眼的巨匠,鲁迅的原创作品自然会倍受关注。
罗选民以挪威为例,指出一个国家国内的作品和思想毕竟有限,须得接纳大量翻译作品才可以丰富整个民族的心灵,而这极需要博大的民族心胸。他认为,这对我们民族极具启发性。